《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43》2009年11月10日

《老乞大》里的条糕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今年7月中旬，我曾在本栏写过一篇《老·朴》，对《老乞大》与《朴通事》作一概括性介绍。最近因为课业所需，我又开始翻阅《翻译老乞大》与《老乞大谚解》的影印本，对其中的谚解文（即韩文译文）进行比较，结果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收获。

《老乞大》常被视为研究近代汉语音韵、词汇及语法的重要材料，但中国学者通常只关心其汉文原文，对谚解文不太感兴趣。但对我来说，《老乞大》里的谚解文却是研究中世与近代韩语的珍贵线索。比方说，韩国饮食当中有一种常见的白色米糕叫“garae tteok”。“tteok”是“糕”，“garae”则是个多义词，除了“痰”，还有“条”的意思，因此“garae tteok”在中文里一般译作“条糕”。不过韩国年糕汤里常见的“garae tteok”，与其说是条状的，还不如说是“片状”的。

这种“garae tteok”的词源，权威的《标准国语大辞典》认为来自《老乞大谚解》中的“gʌllʌy steok”。但我在比较过年代更久远的《翻译老乞大》谚解文后，却发现原来这个词是汉文原文“三斤面的饼”中“面的饼”的翻译“gʌl（ʌ）ys steok”。中世韩语里的“gʌl”有时也作“gʌrʌ”，是“粉”的意思，后来演变成现代的“garu”。

在中世文献里，汉文“粉”的翻译很多时候都作“gʌl-ʌy”，据此推测“gʌl-ʌy”很可能是“gʌl”的另一种形态。换言之，今人所吃的“条糕”，如果和《老乞大》中所说的“gʌl（ʌ）ys steok”同出一源，那其本义应该是“（面）粉做的糕”。再不然就是《标准国语大辞典》把冯京当马凉，弄错词源了。

翻阅《老乞大》谚解文，本来只是为了研究韩语的演变过程，不料却意外发现原来“garae tteok”的本义是“面饼”，这大概是语言研究带来的另一种乐趣吧！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42》2009年11月3日

读经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秋高气爽的10月底，我在成均馆大学接待了三位特别的客人。那是来自台湾的蔡氏三兄妹。他们为了推广儿童读经，毅然辞去原有的工作而办起幼儿园来。蔡氏三兄妹到韩国考察，希望将来在本地推广读经教育，而当他们得知成均馆是韩国儒林的最高领导机构后，便委托一名相识的韩国友人找我为他们介绍成均馆大学。

在学校大门前集合后，我们先到正门附近的儒林会馆去，然后再进入明伦堂和养贤斋参观。平时大门深锁的大成殿，这一天竟然因为维修工程而敞开大门，三兄妹都说是孔老夫子显灵，在大成殿前合影留念后赶紧转身向孔夫子深深一鞠躬。

从文庙出来后，我领着他们到退溪人文馆四楼的儒学、东洋学部参观。这一路上虽然大多由我来讲解校史及办学特色，但三位客人也不时给我介绍他们的读经理念。我是很赞成背诵经典的，但我非常反对那种“不求甚解”式的读经教育。记得在马大中文系念书时，来自北大的客座教授就曾提到“盲目”地背诵经典是很不可取的。古人的思想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应“批判地继承”，不能因为是“圣贤”说过的话就不加分辨地吸收。

当我们来到书艺研究所前面的走廊，看见朝鲜时代著名书法家秋史金正喜的作品“天下一等人忠孝，世间两件事耕读”时，蔡大哥突然冒出一句“只有韩国人才会这么写，我们的文言文里没有这种语法”。我不禁眉头一皱，回答说：“这种结构很常见啊！”蔡大哥仍坚持己见，认为那是“韩国式”的汉文。其实中国很多地方都能找到“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之类的对联，这怎么会是朝鲜人独创的呢？

这样的误解跟“不求甚解式”的读经教育未必有关，但如果背诵经典时也能系统地讲解古代汉语知识，而不是光凭直觉来理解，也许就能避免这种“误读”了。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41》2009年10月28日

国际化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前天晚上打开邮箱，发现有好几封从校内寄来的问卷调查邮件。那是一份有关学校未来发展愿景的问卷，我本来不太想填写的，但想到其中可能会提及我所关心的“国际化”问题， 于是便打开邮件，一一作答。

韩国各名牌大学近几年来可说是投入全副精力在搞所谓的“国际化”事业，我校自然也不例外。从此次调查所设的问题看来，校方对“国际化”的认知无非就是提高外籍教授比例、增收外籍生、增设以英语教授的课程等等。当然，提升研究水平、交出“能与世界接轨”的研究成果也是校方念兹在兹想要完成的“伟业”。

增聘外籍教授、提高研究水平，这些我都十分赞成，但对于通过增设以英语教授的科目（注意！不是“英语课”）和增收外籍生来促进“国际化”的构想，我却认为那是愚不可及的。提高英语水平本为英语教学的任务，让工商管理系或工程学院的教授以英语授课，想借此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这跟东南亚某国英文教数理的逻辑是一样滑稽可笑的。在一次外籍教授会议上，我就亲耳听见来自英国的物理系教授向教务处长进言，希望校方不要强迫韩籍教授以英语授课，因为物理教授的任务是传授物理知识，不是教授英语，让本国教师勉强用英语上课，那只会“打造出”全世界最差的物理系。

增收外籍生的问题也一样。一些大学管理层有一种“留学生越多就等于越国际化”的迷思，为外籍生广开方便之门，如此一来便不得不降低招生门槛（因为没有那么多“外国精英”到韩国来留学），结果造成外籍生素质参差不齐，久而久之必会砸烂自家招牌。

在问卷调查的最后一项栏目里，我是这么写的：“国际化的关键在于突显自己的特色。对人文科系舍不得投资、不重视发展基础学科研究，却妄想以增设英语授课科目、多招外籍生来促进国际化，那是徒劳无功。注：我是外国留学生。”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40》2009年10月21日

声优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旅韩第六年，我终于有机会踏进阔别已久的录音室，回到熟悉的话筒前，重拾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声优”身份。

“声优”（seong-u），在韩语里是“音声俳优”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配音员”，翻译得准确一些则是“声音演员”。自从离开马来西亚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配音工作了。在韩国这些年，曾帮中国同学录过汉语教材的会话课文，也曾为国内的Voice网络台制作过几集的《东游记》节目，但我始终没有机会参与韩国本土的配音工作。

两周前，我突然接到成均馆大学中文系硕士班学妹的电话，说是有个电视节目制作人在找汉语配音员，要为一部介绍韩国摄影家的纪录片配音，问我是否对此感兴趣。我一听见“配音”，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待制作人与我联系后，才知道这部纪录片来头不小，由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赞助制作，除了韩语版，还将翻译成中、英、德、法、西五种外语。

这部题为《摄影家裴炳雨与松树》的纪录片，讲述一辈子以松树为创作题材、至今仍坚持使用胶片创作的著名摄影家裴炳雨的故事。制作单位原本只找我去配音，但在接过配音稿件后，我发现这份中文稿译得不好，有太多硬伤，于是只好趁前往汝矣岛的录音室时在地铁上动笔修改——毕竟要朗读这篇稿子的人是我自己。碍于时间紧凑，稿件润饰得还不够好，但也算是尽力了。

配音过程比想象中的顺利。录音室外头的制作人和录音师用韩语指挥，录音室里头的我则一边看着画面，一边用自己熟悉的汉语去揣摩、表达韩国的情调。录音结束后，制作人十分满意，说中文配音感觉上反而比韩语的更像是纪录片的“原版”，还建议我多录几个配音样本，将来可以多接这种工作。

但愿这会是个好的开始吧！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7》2009年9月30日

成均馆（二）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五年前，我在申请韩国政府研究生奖学金时就已下定决心要进入成均馆大学念硕士。在北大中文系退休教授唐作藩老师的介绍下，我得知这里有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能指导我做好韩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但这所大学更吸引我的，其实是它那浓郁的人文氛围。

成均馆大学位于汉城钟路区“明伦洞”。一走进校园，首先看到的是左边的“下马碑”与“荡平碑”，右边则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汉城文庙。与高丽、延世等大学的仿欧式建筑不同，成均馆大学内保存完好的韩国传统建筑更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

大学校园内最常见的汉字当属“仁义礼智”——那是我们的“校是”（gyo-si，即“校训”）。成均馆以“修己治人”为办学理念，秉持圣贤遗教，以彻底的道德实践与人本主义思想为教育之根本。学生会馆墙上有一尊巨大的孔子浮雕像，俯视着大半个校园；各院系电梯内皆贴有摘录自儒家经典的名句，进行潜移默化的“无声说法”。

在这里，儒家传统并非只有外在的形式。成均馆大学设有“儒学东洋学部”，其学士课程分为儒学、韩国哲学与东洋哲学三大专业，研究生课程则在“一般大学院”内另设儒学系、韩国哲学系与东洋哲学系。此外，校内的“儒学大学院”更开设了别具特色的“儒教经典·礼学”及“书艺学”研究生课程；“大东文化研究院”与“儒教文化研究所”专责研究传统文化，力图贯彻儒家思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成均馆大学虽设有中、英、德、法、俄等外语系，甚至还有汉文学系，但就是没有日文系。在首都地区名牌大学当中，这是相当罕见的。据师生口耳相传，我校乃真正的“民族大学”，首任校长金昌淑更是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因此就算校内开办再多的日本文化研究课程、招收再多的日本留学生，也决不能让日本语言文学在此设系！（完）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6》2009年9月23日

成均馆（一）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这个专栏见报以来已将近四年，但回想起来我却似乎从未在此详细地介绍过自己就读的学校。趁后天（9月25日）校庆及下周孔子诞辰来临之际，谨借此栏位向国内读者好好地介绍一下我的学校——成均馆大学。

孔子诞辰在这里称为“孔夫子诞降日”（Gongbuja Than-gang-il），其地位与校庆同等重要。这一天除了要在大成殿举行隆重的释奠大祭（祭孔仪式），全校还得休假一日，以庆祝至圣先师的诞辰。在亚洲地区，如此重视孔子诞辰的大学恐怕不多，而这种传统与成均馆大学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成均馆（Sungkyunkwan）原为高丽王朝时的最高学府，历史上曾有过“国学”、“国子监”等名称，后来改名“成均馆”，并为后代的朝鲜王朝所沿用。朝鲜王朝建国后定都汉阳，在崇教坊一带建立了新的成均馆，内设文庙（供奉孔子及中韩两国儒家圣贤）、明伦堂（讲堂）、尊经阁（图书馆）及东、西斋（儒生宿舍）等。今天，朝鲜半岛上共有两座成均馆：一座在朝鲜境内黄海北道开城市，为高丽成均馆；另一座则在韩国首都汉城，为朝鲜王朝时所建。

1895年后，成均馆逐渐演变为现代的综合大学，成为今天的成均馆大学。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座“六百周年纪念馆”，这是因为校方把历史上溯到1398年朝鲜成均馆成立的日期，并把当时的成均馆最高负责人“大司成”全都列入“历代总长”（即校长）名单里，以强调学校历史悠久、“根深底厚”。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4》2009年9月9日

通译（二）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继上周的商务翻译，这个周末我又接了一份口译工作。

位于京畿道安养市的曹溪宗地藏禅院配合创办十周年纪念举行三宝佛开光法会，除了邀请韩国佛教界人士出席，也从中国广东请来了云门宗大觉禅寺的方丈。地藏禅院住持玄镐法师一个月前便向我“预约”，请我给中国法师们当翻译，并在方丈和尚致辞时将内容译成韩语。

能在韩国从事与佛教有关的翻译工作，这是我未曾预想到的。起初是在汉城佛光山寺帮台湾法师将共修法会结束后的开示内容译成韩语，以免让韩国信徒鸭子听雷。然而，刚开始时我对此相当排斥。一是因为我并不熟悉韩语里的佛教名相，二是因为有些法师开示前未必将要说的内容整理好，结果导致现场翻译显得毫无条理、“支离破碎”。

韩国佛教虽由汉地传入，但不少名相却与今天的汉传佛教不太一样。比如我们常说的“浴佛”、“开光典礼”、“早晚课诵”、“用斋”等，韩人习惯说“灌佛”、“点眼式”、“朝夕礼佛”、“供养”等。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我唯有多看韩国佛教电视台、多听韩籍翻译员如何将中文的开示内容翻成韩语，渐渐地掌握了中、韩佛教内容翻译的一些技巧。后来担任胜鬘书院韩国参访团的翻译，更是让我丰富了自己实战经验，也更有信心做好这份工作。

即便如此，此次翻译还是令我有点儿紧张。开光仪式由曹溪寺住持主法，同时还邀请了中央僧伽大学校长、安养市长、国会议员、警察署长、陆军将领等各界重要人士出席，稍有差池便会砸破自己的招牌。中国法师的贺辞以一首偈颂结尾，更让我如履薄冰，不得不事前先拟好译稿。现场翻译时，还一面注视台下观众的反应，看到大众频频点头，这才卸下心头大石。

法会结束后，韩、中双方的法师都对翻译工作表示赞赏，而我比较感到欣慰的是：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居中“通译”的人来自马来西亚。（二·完）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3》2009年9月2日

通译（一）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在韩国的这些年，我做过很多翻译，其中既有笔译也有口译。韩人习惯上称前者为“翻译”（beon-yeok 번역），后者为“通译”（tong-yeok 통역）。

以往接过的“翻译”与“通译”工作大多与学术或佛教有关，从来没做过与商业有关的口译。然而，就在此次暑假结束前，一名念韩国学博士班的台湾朋友却突然来电，要我到一场有二十多家台湾厂商参展的招商洽谈会去帮忙当“通译”。据说主办单位以前请过不少留学生当翻译，但后来发现有些素质不太好，因此今年想找韩语水平较高的研究生来兼职。我原本对这种商务翻译没有多大信心，但在朋友的劝说下，最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份工作。

我负责的厂商是一家以研究、开发为主要业务的中小企业，这次到韩国来推销的产品共有三种：自行车发电机、户外警示灯以及厨房导烟机。发电机与传统摩擦轮胎的设计不同，改为摩擦轮框发电，阻力低且不损轮胎；警示灯以最少的二极管创造出最大的显示面积；导烟机则架设在瓦斯炉周围，由下往上制造一道“风墙”，使底部的油烟不向外扩散。

这些产品吸引了不少韩国买家。一开始我还帮台湾厂商翻译，到后来客人越来越多，厂商自己接待会说英语的买家，而我则从翻译摇身一变，成为“独当一面”的韩语推销员。环顾全场，我和台湾朋友似乎是最“积极”的翻译员，因为其他韩国籍的翻译都十分“安守本分”，静静地坐在厂商身旁，等待买家上门来才开口翻译，不像我们那样“主动出击”，到处游说韩国商家过来参观。

一整天下来，我才发现之前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商务翻译中的专有名词固然很多，但这些都可以边做边学。反倒是韩语的语音、语法、用词等表达能力显得至关重要，如果这些基本功不扎实，即使熟记再多的专门用语，恐怕也未必能胜任这种工作。（一·待续）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5》2009年9月16日

从“屌”说起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人在海外，有时难免后知后觉。我一直到上星期才在网上看到朋友转贴的视频，“欣赏”了黄明志的《周杰伦的屌》。歌曲中充满了歌者对社会上“歧视本土文化”的不满，表面上似乎在批判某种畸形现象，事实则并非如此。

我国确实有不少人抱有“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心态，一味追捧外来文化，而未能像歌者所说的“过滤”后才吸收。但像黄氏那样简单地将标准语占优势的情况归纳为“歧视本土文化”，并认为模仿大陆台湾腔调就是“抛弃乡音”，那又未免太霸道了。

在韩国，播音员也常成为一些人揶揄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语言太“标准”、太“人工”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人会那样说话。综艺节目或谐剧大汇演中偶有一些艺人故意夸大、丑化播音员的口音，以“标准腔调”为嘲讽对象。然而，韩国人都知道，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口音是很正常的事。公营广播如KBS与MBC的播音员更被视为标准语的示范者，如果他们的发音不够标准，那才真的会被群众“围剿”。与此相反，没有人会苛求综艺娱乐节目主持人或来宾一定要字正腔圆。“标准”与“不标准”，“规范””与“不规范”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黄明志的歌曲有两大问题：一是用低劣的手法偷换概念，二是充满“草根霸权主义”。接受周杰伦说“屌”和认为本地人说“屌”是骂粗话的根本不会是同一群人。接受的人对“屌”字如痴如醉，不论出自谁的口中；反对的人批判到底，不管说这个“屌”字的是哪一国人。至于从台湾“回流”的我国歌手在电视上模仿台湾腔，那是他们的自由，难道马来西亚就只能有黄明志的南马腔华语？

在国外住久了，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渐渐地“屁股往外翘”。韩国可没有人会因为国内歌手模仿外国口音而写一首歌来“X”人家的妈，我能不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吗？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30》2009年8月12日

小岛上的训民正音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最近，韩国媒体都在报道印尼某个少数民族采用韩字（Hangeul）为官方文字的消息，看了以后只觉得既滑稽又无奈。这则消息源自韩国训民正音学会，而非印尼当地媒体。据报道，印尼南苏拉威西布顿岛(Pulau Buton)上一个使用佳佳语（Bahasa Cia-Cia）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面临无法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危机。这个人口只有六万多的少数民族最近在韩国语言学家的协助下，采用韩字为官方文字，并出版了以韩字编写的佳佳语课本。

韩字创制于十五世纪，原称“训民正音”。颁布这个新文字的朝鲜王朝庄宪王李裪（庙号世宗）在《训民正音》序文里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世宗说得很清楚，创制这种文字是为了让“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的“愚民”“便于日用”，但后人却显然曲解了这种用意。

韩国有一些民族主义语言学家一心要将韩字推广到国外，之前也曾在中国、泰国、尼泊尔等地游说一些少数民族采用韩字，但往往因当地政府反对而功亏一篑。这些人推广韩字的目的在于让那些尚无文字的民族采用韩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以证明韩字是“虽风声鹤唳、鸡鸣狗吠，皆可得而书之”的、“极其符合科学原理”的文字。

韩字是为了记录韩国语而创制的，若要用来书写其他语言，则必须改变现有韩字的音值，而这一点，其它拼音文字如拉丁字母也一样能办到，并不足以证明韩字的“科学性”。反之，这说明了部分韩国人对韩字过于迷信，甚至到了“文字殖民主义”的地步。

这边厢任由“所有科目都得用英语授课”的思想毒瘤在半岛上滋长，那边厢却对韩字的“扩张版图”大计念念不忘，何其可笑？向其他民族兜售训民正音之前，还应想想世宗大王的本意：“训”谁的“民”，“正”什么“音”。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27》2009年7月22日

赵明福与卢武铉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神通广大的韩国朋友不知从何处得知赵明福离奇“坠楼”身亡的消息，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这位向来关心政治的朋友说，赵明福之死令他想起不久前跳崖自杀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政治牺牲品，在恶劣的环境下因承受不了压力而选择“自我了断”。

 我听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告诉他赵明福虽然跟卢武铉一样看起来像是从高处跃下身亡，但两者之间其实有天壤之别。

 首先，卢武铉曾经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人物，承受各种政治压力是无可避免的；赵明福只是一个州行政议员的助理，是政治人物的“补佐官”（bojwa-gwan），按理说是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的。

 其次，卢武铉坠崖是很明显的自杀事件，因为他生前曾在自家电脑上留下遗书，出门前故意避开妻子，跳崖前还刻意支开随行的保镖；赵明福则横看竖看都不像是自杀，因为他在被带到反贪污委员会问话前一切正常，而且据说还跟某些记者开玩笑。

 卢武铉有充分的自杀动机。这位前总统曾在自己的网站上张贴“各位应该抛弃我”之类的文字，在遗书中也坦诚他自己承受了许多压力，并给周围的人带来了许多痛苦。赵明福则根本不是被反贪委调查的对象，他只是个证人，何况在问话的第二天他还准备去注册结婚，可说完全没有自杀的理由。此外，卢武铉死在自家后山，全世界都相信他是自杀的；赵明福却离奇死在被问话的政府办事处，虽然官方验尸报告判定为坠楼死亡，但民间却对此难以释怀，要求设立皇家委员会查个水落石出。

      最后，我告诉韩国朋友，如果说两起事件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只有一点：不管是卢武铉还是赵明福，他们的死都引起了民愤，激起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14》2009年4月14日

谚解（三）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早期的谚解文献虽然采用意译手法，但后来因出现译者对原文“过度诠释”的弊病，因此后来的译本大多改为直译。直译的文本此后几乎贯穿整个朝鲜时代，成为谚解文献的主流。

谚解的直译手法对后世的翻译风格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韩国人在翻译文言文或白话文时仍带有一种“逐字对译”的习惯。我在念中文硕士班时，就经常对韩国老师与学生那种既“啰嗦”又“累赘”的翻译风格很不以为然。

汉语和韩语在句法上有很大差异。汉语主要靠词序及各种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韩语则以添加在名词后面的各种助词以及依附在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词尾来表达语法关系。换句话说，汉语的各种虚词很多时候都与韩语的助词及词尾对应，翻译时只要抓住这一重点即可。

然而，很多韩国人却不是这么翻译的。例如，汉文原典中如果出现表示假设的“若”，很多韩国人就会下意识地翻成副词“man-yak만약”（汉字词“万若”），但其实韩语里原本就有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假设的连结词尾“-(eu)myeon (으)면”，并非每一次都得在前面冠上“man-yak”。

再举一例。如果文中出现表示“应当”的“当”，韩国译者也会很自然地直接翻成副词“ma-ttang-hi 마땅히”，而韩语中其实本来就有表示“应当”的词尾“-a/eo-ya hada -아/어야 하다”或“-a/eo-ya doeda -아/어야 되다”。若每次都将汉语的虚词一一翻成韩语的副词，则译文必然会显得繁冗不堪。

以前念中文系时，我就一直觉得韩国人的文言文翻译作品不够简洁，但又不肯定那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韩语语感不好而不敢提出异议。转到国文系（韩文系）念博士班后，这才确定原来我的韩语语感没有问题，而是研究中文的韩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汉语表达方式影响，写出来的韩文带有浓浓的“中国味儿”。这种风格，正是继承自谚解文献的直译传统。（三·完）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13》2009年4月7日

谚解（二）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朝鲜时代的谚解文献是为汉文典籍进行注释、翻译的韩文资料，翻译的汉文典籍包括儒家、佛教经典以及汉语教科书。这些文献当中有的曾被翻译两次，而有趣的是，通常第一次用的是意译，而第二次却改为直译。

以《小学》一书为例，第一次翻译的《翻译小学》用的是意译手法，年代较晚的《小学谚解》则属于直译。《妙法莲花经》与《阿弥陀经》也是如此，在《释谱详节》与《月印释谱》的引用部分为意译，较迟面世的《法华经谚解》与《阿弥陀经谚解》则改为直译。

意译与直译的分别主要体现在汉字词、引用句、敬语及连词等的使用上。例如《小学》“见帝……见至尊……”里的“帝”与“至尊”，在意译的《翻译小学》里被翻成表示“君主”的固有词“nim-geum”，而直译的《小学谚解》则将汉字词照搬不误。又比如《妙法莲华经》里的“日月灯明佛八子皆师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的《释谱详节》使用主体尊待法，将日月灯明佛的八个儿子称为“adeunim”（公子），而直译的《法华经谚解》则仅称“adeul”（儿子）。

同一部经典为何要翻译两次？《小学谚解》的跋文解释道：“中宗戊寅年间，馆阁诸臣奉教撰解。其时多以文学自许者，为此解颇详密，独舍其字义，衍以注语，故文与释判为二，览者病之。万历乙酉春，设校正厅，选儒臣若干人，使之厘正旧本，删去繁冗，逐字作解，要以不失文义为重，皆上之旨也。”

朝鲜中宗时的《翻译小学》采用意译手法，但译者为了炫耀文采，结果使得谚解文变得繁冗不堪。为了纠正这种弊病，宣祖遂令校正厅诸臣改以直译，在韩文译文中照抄汉字词，并在汉字词下另加夹注，形成了“逐字作解”的风格。（二·待续）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12》2009年3月31日

谚解（一）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这个学期选了好几门跟韩语史有关的课，其中一门叫“国语学文献解题”，专门研究“中世国语”的文献。

所谓“中世国语”，指的是从公元10世纪高丽王朝初年开始，一直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为止的韩语，其中又以15世纪为界，分为前期与后期。在“训民正音”（韩文）面世之前，有关韩语的文献皆以汉文记录，直到训民正音创制后，才出现了大量的韩文资料。

中世韩文文献大多为“谚解书”。所谓“谚解”（eon-hae 언해），就是用韩文（谚文）来对汉文典籍进行解释、翻译。从原文与翻译文的组合形式来看，谚解文献大致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口诀文”与谚文的对照，代表文献有《训民正音谚解》、《释谱详节序》等。“口诀”（gu-gyeol 구결）为标注于汉文原文中、表示语法关系的韩语助词。第二类为纯汉文原文与谚文对照，以《杜诗谚解》为代表。第三类则是汉语白话文与韩文译文的对照，主要是当时朝鲜译官学习汉语口语的教材，以《翻译朴通事》等为代表。

按照文献内容来分，谚解文献同样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如《翻译小学》等；二是对汉译佛经的翻译，如《法华经谚解》；三为汉语教科书翻译本，如《翻译老乞大》等。

可以这么说，韩国文字在创制初期的主要功用，乃是为汉文经典（儒家典籍或汉译佛经）标音、注解、翻译，以利于朝廷对百姓的“教化”事业。（一·待续）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11》2009年3月24日

皇帝御玺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最近，专门管理文化遗产的韩国“文化财厅”对外公开了大韩帝国高宗皇帝使用过的御玺。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联想到的是电影《韩半岛》里的情节。在电影中，朝鲜与韩国共同开通京义线铁路，但却遭日本以大韩帝国时期的条约为依据多加干扰，后来在各方不懈努力下，最后证明高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在所有放弃主权的文件中使用了“伪造”的国玺，使得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变成无效废纸。

现实中发现的御玺倒不是假的。这枚御玺通过一名旅美韩侨购得，高4.8厘米、重794克，印章面呈正方形，长、宽各5.3厘米，上面刻有“皇帝御玺”（hwangjae-eosae）四字，其中“皇”字上半部作“自”，与《说文解字》上的字形相同。

朝鲜时代尚书院保管的国玺种类繁多，计有“玉玺”、“国印”、“玺宝”、“大宝”、“御玺”等。此次发现的是朝鲜末代国王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后，在1903年以后用于外交亲笔书函上的印章。高宗在位期间曾使用过多枚国玺，其中一部分于1911年被朝鲜总督府夺走，直到二战后才由美军政府向日本索回“大韩国玺”等八枚，但随后又于韩战期间遗失，到了1954年仅寻获“制诰之宝”、“大元帅宝”、“敕命之宝”等三枚国玺。

“皇帝御玺”是韩国重新找回的第四枚国玺。 在大韩帝国时期，虽然朝鲜半岛已几乎落入日本手中，但高宗在日人的高度监视下仍不忘尽最后的外交努力，而这枚御玺正是高宗在寄给意大利、俄罗斯等各国君主的亲笔信函中使用过的。

如今这枚御玺重现于世人面前，相信能唤醒人们多关注大韩帝国的历史，并从不同角度重新诠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10》2009年3月17日

春天里的寒流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三月，这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今年的春天据说会比往年来得早，然而韩国的影视业却依然停留在寒冬里，迟迟看不见那盎然生机。

“韩流”（Hallyu）曾经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名词。尤其是在《冬季恋歌》风靡亚洲、《大长今》红遍世界时，韩国一些大学甚至开设专门研究韩流现象的课程。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所谓的“韩流”已经快变成真正的“寒流”了。

看看最近的韩国电视剧，故事情节越来越没有新意，只能用老套的“身世的秘密”、激烈的语言或肢体冲突等来刺激观众。剧本毫无创意，这是韩剧的第一个致命伤。日本某电视台的外购节目部主管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采购韩剧时固然会考虑演员知名度之类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故事是否贴近生活、能否引起观众共鸣。

在剧本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制作公司又很阔绰地大洒金钱，著名演员也往往狮子大开口，结果经常造成制作成本超支。近几年的韩剧几乎一窝蜂地前往海外取景，即使是一部十多二十集的小制作也要到香港、澳门去走一趟。主演《大长今》的李英爱当年每集酬劳只有六百万韩元，而到了去年的《贝多芬病毒》，就连配角也能领到一集一千万韩元的演出费 。电视剧市场每集仅值三亿韩元，但演员们的酬劳就占了两亿多，难快拍韩剧的制作公司这些年来亏损连连。

结构上的问题导致韩剧制作公司早在金融海啸来袭之前就已陷入赤字经营的窘境。欲走出当前困境，要么就是从提升剧本素质、演员自发地降低酬劳等着手，要么就只有投入更多地资金去填补很可能继续亏损的无底洞，而后者正好成为执政党用来修改、制定媒体相关法案的绝佳借口，假“振兴娱乐产业”之名以行“掌控舆论方向”之实。届时，恐怕连新闻节目也将一起被这股“寒流”冲走。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9》2009年3月10日

一年后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韩国政坛最近很不平静。

执政党为了在国会通过一系列的媒体法案，居然动用“突袭”奇招，结果引来在野党的强烈抗议，全国媒体工会总动员召开大罢工，誓死反对让大财团及大型报业集团进军无线广电业，坚守公营广播的最后一片净土。然而，就在局势愈演愈烈之时，朝野政党竟然又戏剧性地达成协议，暂时搁置争议法案，先在一百天内咨询各方意见后，才在6月召开的会议中表决。

回顾过去一年，从美国牛肉进口风波引起的烛光示威，到最近的龙山惨案及媒体法案争议等，韩国社会从未平静过。加上金融海啸冲击、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氛围，就连电视剧剧情的节奏也变得比以往快，并且经常出现暴力、富人践踏穷人等各种辛辣刺激的场面。

犹记得2007年12月总统大选时，李明博阵营主打的口号是“救经济”，而很多选民也确实抱着“经济至上”的想法投下那神圣的一票，但后来却发现，原来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民主果实才是最宝贵的资产。

与韩国相似，马来西亚也同样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年。去年“三·零八”大选后，很多人都以为马来西亚掀开了民主的新篇章，不料无耻的政客还是这么无耻，甚至变本加厉，揭人隐私乃至不择手段地使对方倒台。这一年来，炒作种族课题的事件有增无减，如今甚至嚣张到在光天化日之下阻止民选议员进入议事厅，连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法治精神都扔进垃圾桶了。

有几个要好的韩国朋友很喜欢跟我谈论韩国时事，总是想听听我这个外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国家。我虽然每次都畅所欲言，但又难免有点心虚，因为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一点都不比人家好。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

《东方日报·海东见闻录·8》2009年3月3日

失业

·萧悦宁

（寄自韩国汉城）

二月底，韩国各大学都在忙着举行上半期毕业典礼。

我校毕业典礼当天，卖花的小贩从学校正门排开，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条街道，甚至过了红绿灯、一直延伸到地铁站入口前。去年夏天我硕士毕业时，印象中并没有这么多人出来卖花，不知道这是不是经济不景、失业率高升的后遗症呢？

最近在韩国经常听到的恐怕是“经济沉滞”（gyeong-je chim-che）、“就业难”（chwi-eom-nan）等单词了。对许多大学生来说，“卒业”（jol-eop，毕业）等于“失业”（sil-eop），刚步出大学校门，马上就会成为赋闲在家的“白手”（baek-su，无业游民）。在这种情况下，报读硕士学位课程成了许多人“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有些大学则干脆开办“学士后课程”，让学生们在毕业后多学一些“较实用”的技能，为将来就业做准备。

失业率上升固然与全球经济低迷密切相关，但大学毕业生本身的态度也不无问题。文化电视台（

MBC）于某个节目中对年轻人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兴趣”、“发展潜能”、“企业知名度”等多个选项当中，“年薪”才是大部分人找工作时最重要的考虑事项。由此可见，很多人失业未必是真的求职无门，而是“找不到年薪令人满意”的工作。

    另外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则较为不同。他们不愿随波逐流去抢大企业那些待遇优渥的职位，而把目光投向较有发展潜能的中小企业，或是干脆选择一些较“冷门”但却符合个人喜好、能发挥所长的职场，结果反而成功摆脱“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如果人们不是喜欢将学位与求职直接划上等号、不把大学教育当作培养谋生技能的过程，也许眼前就会豁然开朗，能更好地换个角度去解决就业问题。

（作者为韩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